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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赵文”的论点主要包括:英美模式具有政府、企业、社会三者极不平衡的弊端。具体而言,就是以大科技公司和大金融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势力强大,私营企业过分追求股东利益,社会长期发展等公共目标受到忽视;英美的社会文化制度与中国差异性大,而德、日与中国有更多的相似性,比如后者强调集体主义,崇尚社会秩序和稳定。这有利于中国在管理模式方面向德、日学习借鉴;

周更强同时表示,根据有关机构的测算,如果一家商业银行单独设立一个理财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若想实现盈亏平衡,理财业务规模至少要在600亿元以上,且考虑到将来大量的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以后,必然带来人才竞争的加剧,成本必定上升,所以实际的盈亏平衡规模可能较600亿元还要高。

中国的户均人口同样从80年代的人均3.89,下降到2.8左右,还在继续快速下降。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均在2.6左右,说明人口数与家庭户数的变化正在出现德国已出现的这种情况。中国已出现了约7500万个独居家庭,过去的3年每年独居家庭都以30%的速度增长,其中约3500万个家庭是老年人的独居家庭,4000万左右为年轻人的独居户。但在中国户籍制度的统计中,许多独居年轻人的户籍仍在父母的户口本上,并不与父母同住,而是单独居住。中国户均住户面积的统计中并未将这些户籍未变的年轻人的独居计算在以户为单位的统计之中,因此这种户均面积的统计可能会更加恶化。

其实文化特征本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更多地取决于讨论的场景。和赵向阳先生一样,我也喜欢把学术研究与个人体验作相互印证。以我在澳洲生活近20年的经验来看,欧美国家——或者按“赵文”的说法,在英美模式下,个人主义盛行、权力距离小导致利益分散,决策缓慢,行动协调性差。但是与追求整齐划一的管理体制相比,这种社会结构多元,自组织力强并富有弹性,在危机中除了政府外,社区、教会、媒体、NGO等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更大限度地保持公共服务的持续提供。

现实生活中,新中产家庭虽然有钱,但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往往因欠缺理财知识和理财能力不足,寻找不到正确的理财渠道,甚至在理财过程中错误地选择了理财渠道,造成本金损失。隐隐的财富焦虑早已成为新中产家庭的通病。《2017新中产资产配置报告》调研显示,新中产家庭面临着重重压力。一方面,新中产家庭的资产积累主要源于工作所得,因此工作压力巨大;而另一方面,则是对父母健康、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的焦虑。

同时公布的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幅略高于预期,但初请失业金人数的趋势与强劲的就业市场状况保持一致。尽管初请失业金人数处于较低水平暗示就业市场稳固,但由于通用汽车工人罢工40天,美国10月的就业增长预计将大幅放缓。在就业人数调查期间没有领取工资的罢工工人将被视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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